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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油价改革误入歧途 是政府的明智之举

      发布时间:2018-03-17 13:41

      但在行业垄断的条件下,油价上涨带来了一个问题:收益如何分配?2005年,中石油、中石化分别实现净利润1334亿元和396亿元,比上年增长28.4%和23%,这是非常惊人的业绩。如果石油产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行业,必然有大量的民间投资进入,分享和摊薄这些利润。但是,由于石油行业主管部门反复强调,“石油工业客观上需要规模经营”,“中石油、中石化成立上下游、内外贸、产供销一体化的石油公司,是顺应石油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。”结果导致垄断格局岿然不动。

      这样一来,石油企业的每一次调价,都受到公众的特别关注。公众认为:既然国家赋予了少数石油企业垄断经营的权利,这些公司的行为,就应该受到公众利益的约束,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围绕油价上调和石油企业的利润分配,出现了大量的矛盾与争议。

      2005年8月出现的“油荒”,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如果没有价格管制,就不会出现“油荒”,因为价格变动会自动调节供求平衡。但在垄断经营的企业中,政府必须进行价格管制。否则,垄断企业只需把一切成本变动都追加到价格上,就可以保持自己满意的利润率。这对公众利益来说,是不可接受的。

      管制价格的水平如何确定,是一个极大的难题。按照通常的作法,主管部门对管制对象企业的成本进行核算,加上一个“合理”的利润率,即为管制价格。但在中国的石油产业中,一方面,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,2005年后几乎所有的炼油企业都陷入亏损;另一方面,这些炼油企业绝大部分隶属于中石油、中石化集团。此时,如果保持油价不动,听任炼油企业亏损,会面临供应不足和资源浪费的问题;而如果简单地把国际油价上涨追加在成品油价格上,无异于为两大石油集团输送更多的利润。这正是主管部门左右为难的地方。

      有人认为,2005年的油荒是石油集团向发改委“逼宫”。这并没有确凿证据。但要注意到,“油荒”发生前的半年内,国内成品油价格已经4次上调,公众对油价上调非常抵触,发改委对此也非常谨慎。此时,通过有意无意的不作为,制造供应紧张的局面,“提醒”主管部门油价仍然过低,对石油企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。2005年底,中央财政向中石化拨付100亿元的补贴;后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又声称,两大石油集团“为了大局而做出了牺牲”,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。

      但在公众看来,这种逻辑是荒唐可笑的。根据发改委提供的数字,2005年中石化的净利润是396亿元。也就是说,如果中央财政不予以补贴,它的盈利也将近300亿元。对一个国有垄断型企业,在盈利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,还要用纳税人的钱予以补贴,这确实让人无法理解。所以,在李荣融发出“两大石油集团为了大局作出牺牲”的言论后,遭到了公众前所未有的批评。

      由于公众对油价上涨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,油价政策出现了调整。2006年3月26日,油价上调后,政府宣布,对石油企业开征特别收益金,即在原油价格上涨到每桶40美元以上时,将原油开采企业获得的一部分超额利润收缴中央财政。5月24日,油价再次上调,发改委官员表示,中央财政将继续对种粮农业、渔民、林业、城市公共交通、农村客运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补贴。这似乎表示,油价上涨的大部分收益将归于政府,用于弥补公众的损失和公共福利。

      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产权公有、利益模糊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在最近的油价调整中,政府希望公众为油价上涨买单,然后把收益返还公众,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路。表面上看,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吃亏,只要政府合理分配财政资源就可以。但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,在一个产权不清、缺乏竞争的环境中,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,由此形成的价格信号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配置,从而降低社会福利。

      在目前的产业垄断中,上调成品油价格,固然能够调节供求,实现平衡,但这里的均衡价格与充分竞争后产生的均衡价格是不一样的。举例说,中石油现有员工41.7万人。而全球最大的英国石油公司,2004年销售量是中石油4.2倍,但员工只有10.3万人;全球第二大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,销售额是中石油的4倍,但其员工8.59万人。中国的石油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。

      我们可以设想,如果在我国的石油产业中引入充分竞争,那么企业的经营行为就会发生改变,创新和降低成本的动力大大增加。其后果是改变整个行业的供给曲线,增加国内的石油产量,反过来影响国际油价,而不是像现在一样,被动地接受国际油价的影响。

      按照简单的逻辑,如果政府愿意增加公众福利,而不是增加石油企业的收益,可以选择的方式很多。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圈子,先把钱从消费者手中拿到石油企业,再把从石油企业收走,再由政府返还给消费者?很明显,在这个过程中,石油企业增加的收入,远远大于政府支付给消费者的补贴。这样一来,补贴似乎就成了道具,消费者就成了一个被蒙蔽的角色。

      在5月24日的调价后,已有大量表达了对行业主管部门的不信任。有人指出,我国的成品油质量标准与国际水平有着较大差距,例如我国无铅汽油的标准,硫含量不得大于0.08%,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%,而世界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.02%、20%—在这样的情况下,笼统谈论价格接轨是掩人耳目。还有人问:政府提出油价要与国际接轨,为什么收入水平、市场环境、电信资费等不向国际接轨?更有甚者,根据“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”撰写“部分市民就成品油价格上涨答记者问”,针对官方的说辞,逐一批驳,受到热烈欢迎。

      由此可见,政府过去所作的“油价改革”,已经导致民众积累了大量不满情绪。新的政策调整,也很难改变公众的看法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,根本原因是改革并未指向价格形成机制,回避核心的行业垄断问题。因此政府在调价问题往往左右为难,言不由衷,结果导致政府信用的丧失。在未来,中国经济与国际油价的联系将更加密切,僵化的定价机制根本不足以应对国际油价的波动。政府明智的作法是开放市场,放弃对商品的直接定价权,让市场决定油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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